9月6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年来，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由最初的17.2万人次、跃升至了2021年的1144.2万人次。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数据曲线：2016年，全年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共有260万人，2017年达到410万人，2019年攀升至900万人，到了2021年则达到1144.2万人，其中800万报名者是非师范生。

从大班制到小班制：需要更多老师

怎么看待这个增长？一方面，中国的确还需要更多的老师。

2009年，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将县镇、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统一到城市标准，即高中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12.5、初中为1:13.5、小学为1:19。同时，要求严格区分教师、职员、教学辅助人员和工勤人员，保障教师比例。根据教育部数据，至2021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72万所，在校生1.58亿人，专任教师1057.19万人，整体师生比为1：14.9。

看起来基本是达标的，但，实际未必跟得上社会的需求。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人口出生的顶峰发生在1987年，约2000年后进入了低谷，但学校并没有因此进入小班化，而是经历了撤校、并校，学校数量锐减。当学龄儿童开始有所回升后，学校数量并没有增长，因此“大班化现象”就固化下来。特别是人口迁入城市，更是如此。

目前的中小学标准班额为小学45人、初中50人。这个班额，比起其他国家，是非常高的。

即便是美国的公立教育，师生比也不低。美国全国教育统计数据中心，对2017~2018学年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代表性抽样调查。美国在以班级为单位教学的公立中小学，小学平均班级规模为21人，初中为17人，高中为16人，一贯制学校的平均班级规模为16人。

大班化，可以减少老师数量，可以减轻教育系统的公共开支，但实际上，却会在整个社会层面，导致较大的损失。

每个班的学生人数太多，教师授课压力大，教学质量差，学生上课效率低。一部分教学任务会转移给家长，这也是家长辅导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而家长被迫辅导自己的孩子，是让不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影响家长的工作，损害社会效率，进一步增加了家长抚育负担，也会降低其生育愿望。

小班额教育比大班额好，无论是教学质量，还是学生日常行为，教师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到每一位同学，不必让家长参与教学，减轻社会抚养负担。那么，提升师生比，就应是中国教育发展的目标，而这就需要更多的教师。

与此同时，中国的教师素质也需要不断提升。

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教师在教授任何一门新课之前，需要研修过这门课程研究生阶段或者本科阶段教学内容。学习更高阶段的课程，在方法论、思维上都会有较大提升。近十年来，中国的教师队伍也实现了量质齐升。

各级各类教师素质明显提高，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从32.6%增长到70.3%，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超过50%，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从22.9万人增长到42.4万人，博士研究生导师从6.9万人增长到13.2万人。近两年招录的教师主要针对应届毕业生，这显然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素质进一步提升。

所以，现在很多学校招收更多高素质的年轻人，这是好事。

但过于热衷“稳定”会远离创新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

个体目标与国家目标是时有差异的，毕业生选择考教师资格，往往不会有宏大的目标。毋庸讳言，他们的现实目标是在就业压力之下追求教师作为事业单位编制的稳定性。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与此同时，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和短期需求冲击叠加的双重压力下，当前的青年就业形势较为严峻。7月份，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19.9%，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受毕业季的影响，青年失业率的季节性特征明显，一般在每年七八月份达到高峰，其他季节下降较快，19.9%的失业率是一个季节性高峰。

但是，就大环境来说，经济发展压力增大，疫情持续，企业特别是有较高就业吸纳能力、青年人就业占比高的第三产业受冲击，吸纳就业能力尤其下降，而同时毕业生规模增加，这些因素都是客观存在。

当赚钱机会多、发展机会多的时候，大家就愿意谋发展、多赚钱；反之，稳定性就成为年轻人的主流追求，从而刮起了考公、考事业编的热潮。考教师资格，是追求编制的一部分。

根据2022年《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统计情况，2021~2022年临床医学重新回归高考热门专业Top5。这已经是“临床医学”第二年排在第五了，趋势已经形成。医院大多是公立医院，考医热，一定程度上也是冲着编制去的。

至于公务员，就更热了。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只招3.12万人，通过资格审查的共有212.3万人，远超去年同期。招录比为68∶1，创了历史新高。最热门的岗位报考录取比例达到了2.08万：1，可见竞争有多激烈。

除了国考，现在很多省考的招录比更高，比如河南的招录比为75∶1，云南高达83.7∶1。

此外，根据北京大学官方发布的《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北大校本部共有2822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其中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为49.79%，去国有企业的占27.14%。签订了第三方协议的北大毕业生有超过3/4进入了体制内。这里面包括公务员、教师、医生等。

公务员、教师的薪资待遇不算很高，但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相较而言，不用太担心失业还不上房贷，也不用担心40岁以后的“中年危机”。此外，公务员、教师的福利较多，教师还有寒暑假，而且，这些职业的社交圈子扩展出去，能接触到一个城市的各种部门和单位，孩子读书、老人看病都比较方便。

不管是临床医学热、教师热、公务员热，就个人的选择来说，并不是坏事。不过，如果年轻人都选择稳定，那么，自然会远离创新，不能充分发挥技能、知识，对国家而言，也不是好事。

毕竟，教育的目标是塑造人，是创新。缺乏创新，是难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